大运河是沿线历代劳动人民集体劳作和智慧的成果，是流动的人民史诗。无论历史、现在和未来，大运河的本质都是人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和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，人民性是其灵魂所系。2019年，大运河被列入首批“国家文化公园”建设行列，成为国家文化名片，并以“文化公园”模式“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、开放共享”。这是大运河发展理念演进的重要里程碑。
大运河浙江段包括江南运河浙江段、浙东运河及其故道、复线等河道，全长683公里，是中国大运河中全线通航、至今仍在活化利用的省段之一，具有“千年古韵、江南丝路、通江达海、运济天下”的独特个性，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大运河浙江段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始终围绕“人民的运河”这一根本目标展开。2020年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(浙江段)建设正式启动，努力打造“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带、大运河生态保护示范带、大运河文旅发展示范带、大运河美好生活示范带”，积极落实“还河于民、造福于民”的价值追求。作为活态遗产，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唯有植根于人民群众之沃土，“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”，持续做好“人民性”这篇大文章，才能不断焕发时代新生。因此，有必要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功能及其运营治理模式，开展人本导向的审视，有效破解公园与社区融合、公园与生活互洽、治理与百姓联动、叙事与场景交融等重要问题，以期真正实现“人民的运河”这一根本目标。
01、打造“公园社区”，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充分共享的人民空间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“公园”属性，本质上是公共性与普惠性的统一。这与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——“公园城市”，具有发展导向的一致性。“公园城市”的基础和细胞是“公园社区”，是兼具公园品质和开放共享特征的地域共同体。“公园社区”打破传统社区的围墙界限，彰显空间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包容性，其核心特点是“以人为本”综合功能的提升，强调社区形态开放宜人、空间环境优美舒适、社区文化特色鲜明、功能产业多元融合、公服设施完善共享。借鉴“公园社区”理念，有助于打破传统公园的封闭边界，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融入城市和社区肌理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打造充分社区化的“文化公共广场”。
图源：央视新闻
从“生产空间”转换为“空间生产”。正如亨利·列菲弗尔(Henri Lefebvre)“空间生产”理论所提出的，空间生产应服务于人的需求，而非资本积累，空间生产的本质要回归人的身体实践与生活需求。塞纳河左岸复兴便是从空间工业化走向植入民生功能、建设社区共治机制，进而重塑了河岸公共空间，使之获得了新生。大运河杭州段建设过程中始终把“还河于民”摆在首位，通过空间重塑、设施改造和生态优化，让大运河从历史符号、生产空间转变为老百姓身边的生活空间。进入国家文化公园新阶段，大运河浙江段两岸要落实好“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”覆盖率100%的要求，从工业仓储用地、“城中村”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公共文化和生活空间，居民得以“推窗见绿、出门入园”，真正成为“公园社区”。
从“空间开放”发展到“空间权益”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重中之重的任务是通过制度设计守住“公共空间”的本质属性，避免“重建设、轻治理”导致空间异化。空间的开放是实现“还河于民”的物理基础，但不代表人民群众的空间权益已落实到位，对公园空间还需要处理好商业经营与公共共享、旅游开发与民生优先之间的矛盾。要通过刚性管控明确公共空间的范围、时段、权益保障机制，防止私有化侵占或商业占用。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实施“居民通行证”制度，让原住民在旅游旺季便捷使用街巷通道，从而实现了“民生优先”的空间分配机制。长远来看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形成“空间治理共同体”机制，空间功能变化的决策和评估交由居民、专家、空间使用者、政府共同实施，突出居民权重，以确保空间权益。
从“功能适配”提升至“民呼我为”。如何保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的生命力，关键在于能否具备持续满足居民动态需求的“社区化功能”。物理空间和设施建设是公园的基本功能载体，而社群多样化的动态需求及精准供给，则需要建立完善的响应机制。老年群体需要适老化设施和“文化养老”;学生群体需要“活态教科书”和“第二课堂”;青年群体需要新潮空间和沉浸体验;上班族需要水上巴士和慢行廊道…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角色不只是文旅体验，也是社区化的民生平台。从这一角度出发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功能需要因地制宜持续补齐社区化短板，围绕群体需求，在“一老一小”、青年友好型空间营造和设施设备方面不断完善。
02、突出“生活导向”价值，让烟火气滋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生命力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“人民性”，更体现在其作为“活态遗产”的特质上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生活的紧密联结，让遗产“活”在当下，在市井烟火中传承文脉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原则是满足“公众需求”、“得到群众认可”、尊重“文化多样性”。让千年运河“活”起来，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“火”起来，要秉持一种“眼光向下”的视角与思路，关注“民间”“民众”与“日常生活”，通过制度设计、业态调控、文化激活等，防止大运河文化“标本化”和“博物馆化”，让烟火气成为滋养大运河文化生命力的源头活水，以“生活导向”落实“人民性”理念。
以“在地化”凸显“生活化”的文化基因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(IC0MOS)第16届大会发表的《保护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》提出了“场所精神”之于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。大运河不同区段的生活特色与其文化基因紧密相关，根植于“在地化”的“场所精神”，是各具特色的“文化生态区”。大运河相关的无形遗产、传统民俗，是最贴近民众的、生动的大运河文脉，其原生生长空间正在萎缩、口传身授的活态方式亟需传承，大运河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不足，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受到新技术、新生活方式的冲击而逐渐消失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过程中，将有形与无形遗产相结合、历史脉络与活态发展相衔接，形成“见人见物见生活”的文化生态。
以“市井化”涵养“生活化”的源头活水。大运河文化的底色是“庶俗”与“包容”，“市井化”是激活“生活化”的有效路径。杭州大运河“保留市井生态、融合生活场景”的实践，具有典型示范价值。通过修复小河直街、大兜路等历史街区，保留茶馆、酒肆、手工作坊等业态，让“河埠头劳作、廊檐下喝茶”的传统生活场景得以延续。如今，杭州大运河新年“走运”大会人气爆棚，文化市集和庙会持续吸睛，“片儿川”的香气从面馆飘出，油纸伞的工艺被街边手工艺人传承，居民则在河边悠闲地晨练太极，这种烟火气正是大运河“人民性”最生动的体现。为延续活态市井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出台专项制度，建立刚性机制，加强动态监测和管控，阻断资本驱动的空间置换，防止“绅士化”侵蚀市井生态，避免活态文化区沦为单纯的商业景区。
以“民生化”驱动“生活化”的持续动力。只有落实“文化+民生”战略，充分与民生结合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“生活化”导向才能获得持续动力。阿姆斯特丹运河带通过“保护与生活共生”策略，历史水道蝶变为居民的日常载体，注重民生功能与日常活动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。杭州运河综保工程中，“一馆二场三园六埠十五桥”的打造，既保护了文化遗产，又创造了就业岗位与经济收益。国家文化公园不能成为封闭的“文旅特区”，而是要通过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形成“反哺民生”的良性循环。探索国家文化公园文旅经营与周边社区发展的深度融合，专设文旅发展基金并于其中安排社区扶持专项，或通过制度化将文旅收益的一定比例注入周边社区基金，让居民从大运河发展中受益，进而支持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传承行动，形成良性循环，让文化遗产扎根于生活，成为居民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支点，实现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奔赴。
03、落实“四问四权”机制，让老百姓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主体力量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，治理重心从工程建设转向长效运行。人民民主理念下，落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“人民性”，要突出“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效于民、问绩于民”，充分尊重老百姓的“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”，将“人民主体地位”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流程，让治理具备最坚实的群众根基，确保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治理始终回应群众需求、体现群众意志，让“人民的运河”真正由人民守护、为人民服务，真正实现“发展为了人民，发展依靠人民，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”。
以“共治”促进多元协同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长效运行要从政府部门一家管理向党政、行业、知识、媒体、市民“五界联动”的社会复合主体共同治理转变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“民心工程”，就应充分尊重各方诉求和意见。杭州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过程中实施的“鼓励外迁、允许自保”政策便是“从原住民中来、到原住民中去”的成果。要建立沿线区县、镇街、社区三级议事会机制，将协商民主融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之中，建立相关方表达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，以公共精神和建设性态度进行民主协商,在协商中共治、在共治中发展。
以“四问”落实民意导向。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公共空间治理最具参与热情，这种内生动力要通过“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效于民、问绩于民”的机制设计充分释放。借助数字化手段，可以精准“问需”、动态收集，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有效匹配。“问计”要激活群众智慧，发掘在地经验，贡献“隐性知识”，将政府的专业理性与群众的生活理性相结合，破解精英治理的局限性。“问效”强调公共服务的有效性须以群众真实获得感为标尺。“问绩”则要将最终评判权交还群众，打破部门自说自话的评价闭环，通过绩效对话，强化群众对大运河的情感联结与主人翁意识。要充分发挥浙江数字赋能优势，通过“四问”数字化，提升民意落实效能，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始终以老百姓为出发点与落脚点，确保民意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融入。
以“四权”筑牢参与根基。“知情权”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，通过调研、听证、座谈、发布等，消除信息壁垒，使治理透明化，避免出现“黑箱”。“参与权”的本质是让群众走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，通过认领责任区、加入议事会等，参与决策与监督。“表达权”让不同利益诉求得到尊重，让群众“敢说话、说真话”，让治理贴近生活本质。“监督权”确保治理不偏离为民方向，倒逼治理效能提升，彰显以人民满意为标准的目标导向。探索将“四权”列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考核指标体系，通过“四权”的切实兑现，让老百姓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的“旁观者”转变为“主人翁”。
04、探索“场景叙事”方法，以鲜活题材讲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百姓故事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“人民的运河”走向世界搭建了实体平台，运河故事的世界传播也面临着从“宏大叙事”到“生活实践”的范式转换，以“公园”尺度和微观“日常”的“场景叙事”，重构大运河文化“全球叙事”的话语体系。最具说服力的文化叙事，始终是老百姓鲜活的题材与日常的烟火气。因此，基于“人民性”的运河故事，不再是单纯的景观展示或文化输出，而是以百姓生活场景为纽带，构建“民生叙事体系”“民间交流网络”“价值共享机制”，从单向输出转换为双向共鸣，持续提升浙江在大运河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。
图源：浙江宣传
叙事主体平民化。运河故事要突破叙事学中专业叙事者主导的惯性，确立生活在场者的叙事核心地位，构建以居民、船民、商户、非遗传承人、志愿者等为主体的叙事网络，让国外民众通过普通人的故事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底色。2024年，杭州启动大运河拱宸桥城市共生记忆馆建设，通过征集居民的老照片、老物件、口述故事，讲述普通人书写的运河故事，将运河宏大叙事解构为家庭史的表达。这种个人化叙事，更能让外界感知大运河人民性的温度。要适应数字化时代新的传播范式变革，培育“运河故事主理人” ，实现“微粒化传播”。
叙事方式场景化。《日常生活批判》提出，日常生活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“剩余物”，却是人类实践的根基，个体经验的碎片化叙事比宏大叙事更具感染力。这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如何讲好故事具有理论启发性。要充分彰显大运河作为“活态遗产”的根本特点，将老百姓生活场景转化为文化交流的活态展品，保存好在地的生活形态、生活节奏、社群互动、价值认同，并允许游客以观察者的身份融入其中。将运河生活场景融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“新三样”，联动“洋网红”传播机制，更好地实现价值认同和“走出去”。
叙事技术数字化。数字化技术有助于突破传统叙事学的时空限制，可以随时“看见”运河流动的生活场景。由中国信通院数字孪生创新中心打造的《千年河语・运河文博空间》以大运河沧州段为原型，运用AI、GIS、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技术，构建了一个跨越2500年时空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平台，实现了传统叙事学时空线性叙事向多维交互叙事的范式突破。要发挥浙江数字技术领先优势，通过“文化+科技”，建好数字孪生“大运河云平台”，将大运河转化为一个可交互、可生长、可共创的文化超体，形成体系化、多模态的大运河文化出海新模式。
图源：中国大运河博物馆
综上，大运河从“人民性”中生发，在“社区化”中生长，在“生活化”中传承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始终保持大运河“活态遗产”的特质和“生活化导向”的文化底色，就要深度彰显其人民性，“还河于民”，以人民的力量保护、传承、书写流动的文化史诗。“听得到乡音，记得住乡愁”。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橱窗里，而在老百姓的烟火气中。当每个普通人都能在这条文化长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，国家文化公园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灯塔——“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，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”!（作者：马智慧，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(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)副研究员、博士。）
